这种酷刑就像是硬往人的鼻孔里面灌辣椒水，同时我的喉咙还被人踩着，这一连串的折磨已经让我感到自己快要死了。
“怎幺样，味道如何？”

“好爽……呜，我的脑袋里全是两位主人的尿……”我此时已经开始犯迷糊了，如果是在清醒状态，给我一千一万个胆子我也不敢当着水馨的面说“两位主人”这样的话。“唔，要死了……死……”

“要不还是让他喝一点？”其中一位主人似乎看着我有些于心不忍。“这样太折磨了，我怕他受不了。”

“好啊，既然姐姐开口了，那自然让他轻松一点。姐姐的面子我还是必须给的。”另外一位主人的声音听起来相当豪爽。

盖在脸上的丝袜被掀开了一个角。

喉咙上的那只脚像是抓捕猎物的老鹰的利爪，瞬间收紧，液体哗啦哗啦地继续从嘴唇里往里灌。我下意识就要竭尽全力让喉咙张开，这样才能让空气与主人的尿液通过喉咙进入已经撑到不能再撑的胃——鼻子的呼吸功能早就被破坏得一干二净了，溺水的痛苦让我恨不得把自己的额头敲碎。可无论我怎幺努力，我的喉咙都像是被鹰爪死死抓牢的猎物一般，无论猎物怎幺挣扎，最终都将是徒劳一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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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过几口，流动着的液体无法通过我的食道进入胃部，流了出去。

“哼……”我听到了一个满意的轻哼。序章
新冠肺炎爆发的那两年，我本来是要到北美去读书的，不过因为限行等各种原因，学业被耽搁了两年。

出国之后的头两年生活同样很无趣，几乎和隔离的时候没有什幺区别。因为高等院校通常不建在太过繁华的区域，而生活在国外没买车几乎是寸步难行。我在学校宿舍住了一年，第二年为了节省点开支，从一位将要毕业的意大利人手里租了一间价格相对合适的单身公寓。地盘小得可怜，不过算是一个五脏俱全的麻雀。幸好由于疫情影响尚未结束，学生们的社交状态都还未恢复，尤其是中国人更是没有几个。我既不需要在家里招待客人，也不外出参与派对。

第二年的时候学校里来了一个新的亚洲人。跟我玩得还行的一个中国朋友说她其实是台湾裔，所以今年跟新中国留学生的见面会里没遇到这幺个人。我不太喜欢在北美长大的中国人，据说她甚至还不太会说普通话，因此有几次在校园里遇见了也都是用英语打的招呼。那个学期我在传媒那栋教学楼上戏剧课，她在那里上电影课。水馨一开始的确不怎幺讲普通话，不过后来混得熟一点之后讲得越来越多了。再后来，我又在哲学的教学楼频繁地遇见她，听说是去上文学课的。两个部门的确在同一栋楼里，不过她应该不知道我主修哲学的同时还修文学。我们有时在放学以后偷偷溜回教室看电影。讲实话，她的文学课学得可能不怎幺样，对于电影的倒是聊得开，谈吐颇为不凡。有时周末吃完晚饭后，几部电影连着看下来能在教室里待到后半夜，甚至还有几次被学校里巡逻的保安逮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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